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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课程设置的内容和授课教授的阵容可以看出,社大教学的知识性、战斗性和针对性是很强的。教授们在讲授中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在讲授《经济学》中,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在讲授《中国政治问题》中,着重阐释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观点,联系分析了当时旧政协的有关问题。何思敬在讲授《宪法》中,着重批判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等等。不仅使同学们提高了基本理论知识,也更认清了当时时局中的各种问题。
社会大学的课程不限于这些专业课,还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并把这种实践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陶行知就说过,民族解放大学校可以说从生到死,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的主要一门功课,就叫“民族解放教学做”,也可以说是“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这门功课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以民解放的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这些“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39]。
重庆社会大学也同样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例如,社大新闻系的学生除学新闻学概论、编辑学、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外,还参加社会调查、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一些专题辩论,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写作采访等实习。虽然重庆社会大学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首府,学生的实习受到很大限制,但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尽量为社大的同学提供实习的条件,如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都为社会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发表消息、通讯、文章、影评、剧评的条件。那时,《民主报》有些领导人,虽有国民党这样或那样委员的头衔,但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编辑、记者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特别是那些报纸的副刊,往往是掌握在共产党地下党员手中,相互暗中联络,就成为社会大学学生发表调查报告、政治经济论文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