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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课程设置的内容和授课教授的阵容可以看出，社大教学的知识性、战斗性和针对性是很强的。教授们在讲授中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在讲授《经济学》中，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在讲授《中国政治问题》中，着重阐释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观点，联系分析了当时旧政协的有关问题。何思敬在讲授《宪法》中，着重批判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等等。不仅使同学们提高了基本理论知识，也更认清了当时时局中的各种问题。
社会大学的课程不限于这些专业课，还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并把这种实践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陶行知就说过，民族解放大学校可以说从生到死，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的主要一门功课，就叫“民族解放教学做”，也可以说是“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这门功课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以民解放的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这些“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39]。
重庆社会大学也同样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例如，社大新闻系的学生除学新闻学概论、编辑学、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外，还参加社会调查、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一些专题辩论，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写作采访等实习。虽然重庆社会大学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首府，学生的实习受到很大限制，但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尽量为社大的同学提供实习的条件，如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都为社会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发表消息、通讯、文章、影评、剧评的条件。那时，《民主报》有些领导人，虽有国民党这样或那样委员的头衔，但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编辑、记者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特别是那些报纸的副刊，往往是掌握在共产党地下党员手中，相互暗中联络，就成为社会大学学生发表调查报告、政治经济论文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