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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南方周末》，2008年6月19日）
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
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都知道，与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资料极其丰富，即使很小的题目也几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穷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1]，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针对今日史学界读原始材料不够认真的风气，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
尽管如此，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著中是否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是“评审”者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一些学人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情结，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还应认识到档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实际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2]档案本身的产生及其得以保存下来，并不像许多档案“崇拜”者所设想的那样“客观”；且不说档案创制者和保存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档案的“主观性”，就是各种偶然因素无意中的影响，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档案材料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