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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总结了搜集图书资料的方法。搜集遗文故册、图书资料,是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惠帝时“除挟书令”后,汉武帝又令各地献书,但是司马迁深感资料不足,故遍游名山大川而搜访之。以后封建王朝虽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搜求遗书,学者们却很少关注亡书的收集和求取。郑樵身处民间,以个人之力编纂大型图书,对搜访图书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因此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政府遣使搜访图书的必要性,认为政府不仅要搜集和保存古书,也要收录当代的新书,以免日后亡佚。他说“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
第五,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我国古代书籍甚多,然亡佚者亦多。郑樵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写了《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提出辑佚的理论原则。他认为,有的书虽然亡佚了,但可以从其他书中得以找见,因为该书的内容有可能保存在其他书籍之中,例如“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可以从乐府中求之。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郑樵在文中提到的辑佚方法和原则是我国辑佚工作的重要指南,影响了后世对亡佚图书的搜集和查找。后来的目录学家或其他学者,或整理文献,录出资料,恢复旧书;或采摘诸史,编辑新书,无不受益于郑樵的辑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