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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1946）
我们对行动的本质还深思熟虑得远不够坚决。人们只知道行动是一种作用在起作用。人们是按其功利去评价其现实性。但行动的本质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种东西展开出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来，把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带出来，producere（完成）。因此真正说来只有已经存在的东西才可完成。然而首先“存在”的东西就是存在。思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思并不制造与影响此关系。思只是把此关系作为存在交付给它自己的东西向存在供奉出来。此一供奉的内幕就是，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只要这些看家人通过他们的说使存在之可发乎外的情况形诸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他们的看家本事就是完成存在之可发乎外的情况。思并不是由于有作用是由它发出的或由于它被应用了才变成动作的。当思思维着的时候，思就行动着。可以料想此一行动是最简单的行动，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此一行动关乎存在对人的关系。但一切作为都基于存在而归于存在者。反之思让自己被存在取为说出存在的真理之资。思完成此一让。思是I’engagement par I’Etre pour I’Etre（通过存在为存在的任务）。我不知道在语法上是不是可能把这二者（“par”et“pour”，“通过”与“为”）在一回事中说出来，也就是通过：penser，c’est I’engagement de I’Etre（思，这就是存在的任务）。这里的“de I’……”这一第二格的形式应表达出，这个第二格同时又是主词又是宾词的第二格。在此“主词”和“宾词”都是形而上学中的不合式的名称，形而上学在西方的“逻辑”和“文法”的形态中过早地霸占了语言的解释。我们对隐藏在此一过程中的东西只是在今天才能觉察。把语言从文法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这是思和创作的事情。思不仅是在当今情势的现实的东西的意义之下的为存在者与通过存在者的I’engagement dans I’action（动作中的任务）。思是通过存在的真理与为存在的真理的I’engagement（任务）。这段历史从未过去，这段历史永在当前。存在的历史承担着并规定着conditionet situation humaine（人类的任何条件与情势）。为使我们现在才学着纯粹地去掌握思的上述本质而这同时也就是说去完成思的上述本质起见，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对思所作的技术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将思作技术的解释这回事可以回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思本身就是一种τεχνη（技术），就是为做与作服务而进行考虑的手续。但这考虑在此已经是从πρ?ζιs（实践）和ποιησκ（创造）的角度来看的。因此如果就思看思，思就不是“实践的”。把思称为θεωρια（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的”行为。都已经是在对思下了这种“技术的”定义的范围以内发生的事情。这个定义是一个反动的企图，要把思也挽救到一种还独立的状态中来与行动和做作相对立。从那里起，“哲学”经常处于窘境，无法在“诸科学”面前为它自己的存在自圆其说。哲学认为，为要做到这一点，最稳当的办法就是哲学把自己本身提高到一门科学的等级上来。但这种努力却是以思的本质作代价。哲学陷入一种恐惧中，害怕如果它不是一门科学的话就会丧失威望与效用。人们把哲学不是一门科学算做一个缺点，而这缺点又被人们拿去与非科学性混为一谈了。作为思的基本成分的存在，在思的这个技术的定义中被牺牲了。“逻辑”就是从诡辩派与柏拉图开始的对此一讲法的认可。人们按照一种对思并不合式的量度来判断思。这样的判断无异于按照鱼能够在岸上干地生活多久来评价鱼的本质与能力。思登在干地上已经很久了，太久了。能够把使思回复其基本成分的努力称作“反理性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