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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总结了搜集图书资料的方法。搜集遗文故册、图书资料，是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惠帝时“除挟书令”后，汉武帝又令各地献书，但是司马迁深感资料不足，故遍游名山大川而搜访之。以后封建王朝虽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搜求遗书，学者们却很少关注亡书的收集和求取。郑樵身处民间，以个人之力编纂大型图书，对搜访图书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因此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政府遣使搜访图书的必要性，认为政府不仅要搜集和保存古书，也要收录当代的新书，以免日后亡佚。他说“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
第五，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我国古代书籍甚多，然亡佚者亦多。郑樵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写了《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提出辑佚的理论原则。他认为，有的书虽然亡佚了，但可以从其他书中得以找见，因为该书的内容有可能保存在其他书籍之中，例如“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可以从乐府中求之。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郑樵在文中提到的辑佚方法和原则是我国辑佚工作的重要指南，影响了后世对亡佚图书的搜集和查找。后来的目录学家或其他学者，或整理文献，录出资料，恢复旧书；或采摘诸史，编辑新书，无不受益于郑樵的辑佚理论。